编者按：山河依旧，塞上留痕。行政区划的变迁，是国家治理的脉络，亦是文明赓续的见证。每一次区划建制的变化，都藏着时代的回响；每一个地名的更迭，都沉淀着岁月的温度。宁夏，这片被黄河与贺兰山深情守护的土地，从古至今演绎着无数家国交融的故事。我们愿以区划地名为钥，打开塞上山川的记忆之门，溯源全域区划沿革，遍览各级地名变迁，梳理边塞烽烟、移民屯垦、山河形胜中的历史文脉，传承深植于这片土地的人文精神。赴一场与“神奇宁夏”的千年之约，读懂一方水土的前世今生，铭记那些刻在疆土里的文明与感动。

阅海湾  城市生态风景、文化展示、商务经济功能的综合型景观公园  银川市金凤区（摄：高汉生）

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，宁夏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中国西北的版图之上。这片神奇的土地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，具有千年孕育而成的深厚底蕴，是灿烂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宁夏的历史变迁，是一部以“塞”为轴心展开的边疆治理史。“塞”在这里，既是地理上的长城关隘，也是文化上的交融边界，还是政治上的治理前沿。

区划演变：从“边地”到“腹地”的转变

从西周时期周宣王“薄伐猃狁，至于大原”开始，宁夏南部便以“大原”之名载入史册，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战略支点。

战国时期，秦国攻取义渠后，设立朝那县、乌氏县，把宁夏南部地域纳入郡县制管理体系。

真正奠定宁夏平原农耕基础的，是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蒙恬北逐匈奴后设立的富平县，其名寓“富庶平原”之意，寄托了“大一统”王朝将这片土地从游牧边疆转化为农耕乐土的理想。

汉武帝时期，“冠盖相望”的盛况初现。中央政府将北地郡一分为二，在南部新置安定郡，调整后的北地郡管辖北部黄河灌区。此举实现了农耕区与牧区分治、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融合的治理格局，既强化了对黄河灌区农耕经济的管控，又依托安定郡对南部牧区形成有效统筹，兼顾边防稳固与地方治理效能。

北魏的统治标志着宁夏建制史上一个关键转折——从单纯的“军镇制”向军政合一州县制的过渡。

北周、隋唐时期，宁夏属“灵州”。唐代不仅在此设立灵州大都督府、朔方节度使，还开创性地设立了大量羁縻府州，如著名的“六胡州”，形成了“藩镇—正州—羁縻州”多层次、复合型的边疆治理体系，为多民族共处提供了制度框架。

西夏的崛起，是边疆地区建立独立政权的高峰。李元昊定都兴庆府（今银川），将宁夏平原从中原王朝的“边塞”转化为西夏的“京畿”。其行政区划仿宋制设府、州、县，但在文化上融合党项、汉、藏、蒙古等多元素，形成独特的西夏文明。

元灭西夏后，于中统二年（1261年）置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，领西夏故地，治中兴府（银川市）。至元二十五年（1288年），废行省为“宁夏府路”。

明清两代，宁夏的“边塞”属性在军事上被不断强化。明代为防御蒙古，在此设立宁夏镇，隶属九边重镇体系，实行纯粹的卫所军管，不设州县，“屯田戍边”成为主旋律。清代雍正年间“改卫设府”，重新恢复州县民政管理，让边疆地区的治理体系与内地同频。

民国至新中国时期，宁夏历经行政建制的逐步调整，从古代的军事边塞、民族交融前沿，最终演变为现代的民族自治区，完成了从“边地”到“腹地”的身份转变。

民族融合：民族团结  吴忠市（吴忠利通区胜利镇提供）

塞上文明：独特禀赋涵养的深厚底蕴

“塞上江南”这一美誉，是自然造化与人文创造共同缔造的成果，其内涵远超越单纯的地理景观描述，成为宁夏最鲜明的文化标识。

宁夏的“再造江南”风貌，源于黄河的馈赠与历代人民的智慧。早在西汉汉武帝时，已有“自朔方以西至令居，往往通渠”的记载。至唐代，宁夏平原已形成完备的灌溉网络，史载“唐徕、汉延诸渠，溉田万余顷”。北宋曾公亮在《武经总要》中描绘怀远镇（今银川）“有水田、果园……置堰分河水溉田，号为塞北江南即此也”。这并非自然天成的江南水乡，而是通过修筑引黄水渠、利用黄河泥沙淤田、开发湖泊湿地，在干旱的塞外“人工再造”鱼米之乡。清人储大文在《贺兰山口记》中感叹：“宁夏地方，沟渠纵横，树木葱郁，仿佛江南。”这种“人造江南”的景观，体现了人类适应并改造自然的伟大能力。

文化风俗的“移民江南”，则是一部人口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史诗。北周时期，北周击败南陈，将三万余江东人口迁至灵州一带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转引《隋图经》记载：“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，习俗相化，因谓之塞北江南。”这次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，更将江南的礼仪文化、教育风气植入塞上。唐代继续这一进程，安史之乱后更有大量文人官僚流寓灵州，如诗人吕温、李益等，他们的迁入进一步丰厚了本地的文化底蕴。这种文化融合是双向的：江南文化为边塞注入了文雅气息，而边塞的豪迈开阔也影响了移民的后代，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、既重礼仪又尚勇武的地域特质。晚唐诗人韦蟾“贺兰山下果园成，塞北江南旧有名”的诗句，正是对这种融合成果的传神写照。

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，赋予宁夏雄浑壮阔的气质，使其成为边塞诗歌的沃土。很多边塞诗歌的创作与内涵都与宁夏相关。王维《使至塞上》中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千古绝唱，描绘的正是黄河两岸的典型景观。这里的“长河”指黄河，“孤烟”则是唐代朔方军防御体系中报告和平安宁的烽燧信号。唐代诗人如李益、张籍、贾岛等，都曾留下吟咏宁夏风物的诗篇。这些诗歌不仅描绘了“贺兰山下阵如云，羽檄交驰日夕闻”的战争场面，也有“绿杨著水草如烟，旧是胡儿饮马泉”的和平景象，更有“蕃州部落能结束，朝暮驰猎黄河曲”的民族风情，共同描绘出雄浑中带着柔美的边塞画卷。

物产贡赋的丰饶也反映了古代宁夏的生态与经济盛况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灵州土贡竟达21种之多，在全国358个州府中位列第二，仅次于扬州。这份清单透露出重要信息：唐代宁夏生态环境优越，森林草原广布，野生动物繁多；手工业发达，皮革加工、毛纺织技术精湛；盐池资源已得到开发。宋代《武经总要》还特别提到宁夏的“地菌”（枸杞）、“柴胡”等药材。这些物产通过朝贡和贸易，融入全国经济网络，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。

军事与交通的遗存是历史的见证。秦长城、隋长城、明长城在宁夏境内纵横交错，尤其明代“河东墙”、“深沟高垒”等长城体系保存相对完整。历代烽燧、堡寨星罗棋布，明代宁夏镇下属的“卫—所—堡—寨”防御体系，衍生的许多地名沿用至今。丝绸之路灵州道更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咽喉，商队、使节、僧侣往来不绝，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存。

西夏文化遗产的独特辉煌至今令人惊叹。西夏陵的布局仿宋陵，虽规模稍逊，但其塔式陵台独具特色，被誉为“东方金字塔”；承天寺塔、拜寺口双塔等建筑，将汉式楼阁与藏式覆钵塔身巧妙结合，融合了民族地区的艺术精髓；西夏文的创建借鉴了汉字笔画，但也具备自身的结构特征，曾用于翻译大量佛经、典籍；西夏瓷器以剔刻釉技法著称，扁壶、高足碗等器形适应游牧生活，牡丹、卷草纹饰则显中原影响。2025年西夏陵成功申遗，正是国际社会对其文明价值的认可。

塞上文明：西夏陵（宁夏地名学会提供）

民族融合：区域治理的智慧与创新

宁夏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带，历史上匈奴、羌、氐、鲜卑、突厥、回纥、吐蕃、党项、蒙古、回回等数十个民族曾在此活动、定居、融合，使这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典型缩影。

汉代的开创性探索为后世民族治理提供了范式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，设“五属国”安置降众。这些属国“因其故俗为属国”，保留其部落组织、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，仅派都尉监督。这种“因俗而治”的智慧，既维护了国家统一，又尊重了民族差异，遵循了边疆民族自治的规律。东汉时期羌族大规模内迁，虽时有冲突，但也加速了民族杂居与文化交流。

唐代的羁縻府州制度则将民族融合推向高峰。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，李世民亲至灵州接受铁勒、回纥等十余部归附，并召开数千人参加的民族团结盛会，宣布“各因其俗，抚而安之”，不派流官，广设羁縻府州。唐朝还开辟了著名的“参天可汗道”，从灵州直达回纥牙帐，沿途设驿，便利了经济文化交流。这种制度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民族相处环境，使灵州成为“华夷交汇”的重要地区。

西夏政权在宁夏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又神秘莫测的一页。这个以宁夏平原为核心、立国近二百年的王朝，是边疆民族建立成熟国家体系的成功典范。政治制度的创新融合是西夏稳固统治的基石。它并非简单的部落联盟，而是“仿中国官制，杂用蕃汉”的成熟政权。这种融合性制度，既便于统治多民族人口，又能保持政权主体性。

元明清时期，回族在宁夏逐渐聚居，丰富了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。元代大量“回回人”随军屯驻宁夏，明代更形成规模庞大的回族社区，清初宁夏府已是回汉杂居的重要区域。

1958年，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，作为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，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践，有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。

民族融合：民族复兴 乡村振兴  银川贺兰（稻田空间提供）

“宁夏”之名：守望安宁的期盼和传承

元代平定西夏后，取“夏地安宁”之意命名，“宁夏”之名首次登上历史舞台，寄托了对这片历经战火土地和平永驻的深切期望。“宁夏”不仅是沿用至今的政区名称，还体现着中央政权的意志，蕴含着黎民百姓的愿景，逐渐升华为这片土地的精神内核。

政区名称的不断变化，反映了人们对安宁的永恒追求。从汉代的“安定郡”，到元明的“宁夏”，再到清代至民国时期的“平罗”、“永宁”、“惠农”、“同心”，无不蕴含着“平定、安宁、永续、惠民”的治国理想。这些政区名称如同一部简史，记载了历代统治者与百姓对和平生活的向往。

“天下黄河富宁夏”，是安宁稳定的物质基础。得益于黄河滋养与历代开发，宁夏平原在西北干旱区中独树一帜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塞上粮仓”。清代宁夏府“岁完粮额，较之甘肃通省，尤居其半”。这种富庶，不仅是自然禀赋所致，更是长期稳定治理下，水利兴修、农业精耕、民族协作的成果。

现代宁夏的“新塞上”篇章，赋予了“安宁”新的时代内涵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，是宁夏行政区划史上的新篇章，民族平等与区域自治带来了新的发展动能。三北防护林、防沙治沙工程改善了生态环境；黄河大桥、高速公路、银西高铁打破了地理阻隔；葡萄酒、枸杞、新能源等产业赋予了发展新动能。今天的美丽新宁夏，呈现出经济繁荣、民族团结、环境优美、人民富裕的盎然生机。“塞上江南”不仅是历史美誉，更是现实图景。

宁夏的历史华光，始终围绕“塞”这一主轴延展——它是地理的屏障，也是交流的通道；是碰撞的前沿，也是融合的熔炉；是战争的烽火台，也是和平的守望塔。从“大原”到“宁夏”，由“塞北”而“江南”，这片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始终在冲突与和平、封闭与开放、守护与创新之间寻找着平衡。其最终沉淀的，是一种坚韧而包容、豪迈而细腻的独特地域精神。这份精神，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、巍然屹立的贺兰山，已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生生不息的重要见证。宁夏的故事，不仅是边疆治理的缩影，更是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共处、共同发展的永恒叙事。

宁夏“新塞上”：贺兰山东麓葡萄长廊（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提供）